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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数量和结构剧烈变动必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。凯恩斯在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中提到固定资产寿命和人口增长速度，是影响国民经济周期变动的两大变动因素，这是最基本的人口经济学原理之一。但在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研究中，学术界却对人口问题视而不见，难免对为什么中国自2008年起长达8年经济下行原因解释的乏力，因而也无法提出摆脱这一困境的思路和可行的治疗方案。

9.提出人口流动不畅是引致中国经济下行的另一大核心解释变量。除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等变动外，其流动与城市化过程，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如人口流动与学习中的人力资本形成，城市化各阶段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扩张的相关性，城市的聚集经济效应等等，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。本书在这方面的工作只是讨论了中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，与其他国家模式的特点。

要提醒的是，不能以表面的数据，如用中国常住6个月以上人口的城市化水平，与世界一般进入发达国家城市化、人均GDP等数据对比，来探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。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，人口流动和城市过程，其流动体制、流程和结果，若细致地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模式相比较，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。

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，世界上还没有这种案例，一个拥有很大比例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转变成发达国家。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和集中是一个国家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，在城市化水平发展到65%左右时，基本完成工业化，85%左右时进入较成熟的后工业化国家。